海通姜超：稳就业重在结构 促转型还靠服务

　　稳就业该用哪一招？

　　——人口与就业系列之五

　　（海通宏观姜超、陈兴）

　　就业压力仍在，积极变化显现。目前就业状况究竟如何？从PMI指标来看，不论是在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中，就业的压力都仍然存在。虽然就业压力犹存，但现阶段也显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首先，从就业和失业人数上来看，城镇新增就业同比增速的降幅虽在扩大，但自从春节后复工以来，城镇新增就业的数量并不低，而且城镇失业人数增速也有明显回落；其次，从失业率上来看，城镇调查失业率冲高回落，特别是25-59岁的主要就业群体，失业率水平从年初的4.9%降至目前的4.5%，另外，登记失业率也保持下行；最后，从就业服务机构数据上来看，岗位供求紧张程度或许度过了艰难阶段。

　　贸易冲击影响有限，结构失衡服务占优。

　　总量压力可控，目标完成不难。当前经济增长对于就业的承载力已然大幅上升，根据我们的估算，年内经济增速只需达到5.3%，就可完成全年1100万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因此总体来看，就业状况尚处于可控区间，全年就业目标的完成不难。重点群体人数虽多，退休人员量级相当。稳就业的核心在于重点就业群体，其每年新增人数虽多，但随着农民工增速的放缓以及离退休人员规模的增长，此消彼长之下，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压力并不突出。

　　就业结构明显失衡，农业人口还待转移。长期来看，我国就业存在着结构失衡问题，表现为农业就业人口相对过剩。服务业就业占比上升，就业状况较为稳定。我国就业人员结构正在从农业部门向其它部门转移，而在制造业就业压力不断显现之下，服务业就业较为稳定。服务业岗位供需格局好于制造业。从智联招聘数据反映的岗位供需情况来看，服务业要远好于制造业。

　　贸易冲击加剧失衡，实际影响较为有限。当前就业压力明显上升，根本原因在于，贸易冲击和减速加剧了就业的结构失衡程度。汽车、贸易拖累就业。无论是PMI从业人员指标，还是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的增速变动，均表明汽车制造业和中美贸易相关行业短期对就业的拖累最大。乘用车零售销量回升，长期仍有发展空间。虽然目前汽车行业就业偏弱，但短期来看，汽车消费已经逐渐企稳回升，而长期来看，我国汽车行业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贸易摩擦影响有限，不足就业总人口的0.2%。根据我们的测算，年内中美贸易摩擦拖累就业规模在120万人左右，仅占就业总人口的0.16%，影响有限，而考虑到出口转移的动态效应，实际影响更小。短期贸易摩擦虽有缓和，产业影响值得关注，据我们测算，我国每单位出口额变动对计算机设备行业就业的影响最大，而纺服、化业也均位于前列。

　　稳就业重在结构，促转型还靠服务。结构性失业压力主导，经济转型必经之路。从总量上来看，完成全年就业目标的压力不大，而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部分失去的就业岗位很难再回来了，因此当前就业以结构性压力主导。需求刺激无效，坚持供给改革。就业的结构矛盾，意味着需求刺激不应该成为稳就业的政策内涵，而是要坚持供给改革。就业结构引起重视，政策强调。就业的结构性问题得到了政府重视，政策多次提到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来缓解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服务业吸纳就业，国资改革破局。原有就业岗位随着经济转型逐渐消失，而服务业理应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但由于我国服务行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垄断和管制等原因，限制了民营经济的进入，使得发展不够充分，近期国资授权体制改革有望为此破局。

　　2季度以来，我国工业和投资增速出现明显下滑，而在外部扰动加剧的情况下，市场对于就业问题的担忧一直挥之不去。近期国务院成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贯彻就业优先的政策思路，也意味着稳就业政策或将全面发力。此前本系列专题报告对18年底就业压力的上升有所关注，那么，19年已经过半，就业情况呈现了怎样的变化？当前就业问题该如何定性？外部冲击对于就业的影响又有多大？本报告对此进行展开分析。

　　1.就业压力仍在，积极变化显现

　　PMI指标显示就业压力犹存。目前就业状况究竟如何？从PMI指标来看，不论是在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中，就业的压力都仍然存在。6月全国制造业PMI走平，而其中从业人员指数再度下探至46.9%，已连续三个月下滑。非制造业情况虽然相对较好，但6月非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数也降至48.2%，位于13年以来同期新低。基于采购经理问卷调查的PMI数据更多反映企业的预期情况，由于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以及调查期间贸易摩擦仍然严峻，大家对于企业经营状况乃至就业的担心可以理解。

　　就业压力虽然依然存在，但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其它指标来观察，现阶段也显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失业人数增速回落，新增就业同期高位。首先，从就业和失业人数上来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降幅仍在扩大，19年5月累计同比增速仅-2.6%，但去年同期基数抬升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事实上，一方面，春节后复工以来，城镇新增就业的数量并不低，春节复工后的3月至5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423万人，高于13年来（除18年外）的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城镇失业人数增速也有明显回落，19年1季度城镇失业人数同比增速由正转负至-1.2%。因此，相比于去年末今年初，当前就业压力可能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失业率或平或降，均已不在顶部。其次，从失业率上来看。反映就业情况较为全面、准确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在年初短暂冲高后，目前已有所回落，4月和5月连续两个月维持在5%的水平，不复年初的严峻态势，特别是25-59岁的主要就业群体，其失业率水平年初还在4.9%的高位，在经历连续三个月的下滑之后，5月只有4.5%的水平。而经人社部门统计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则自16年3季度以来持续下行，19年1季度仅有3.7%，虽然登记失业率受限于统计范围和统计方法，可能会引入一定的失真，但也至少说明，城镇户籍人口的就业状况并不值得过度焦虑。

　　求人倍率创新高，景气指数同期中位。最后，从微观层面就业服务机构的数据来看，岗位供求的紧张程度或许也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方面，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统计上看，19年1季度全国岗位求人倍率再创新高至1.28；另一方面，从智联招聘统计的全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来看，19年1季度虽然该指数大幅下滑至1.68，但在13年以来同期中，仍处于中等水平。此外，该指数同比增减情况，已从18Q4的-0.53回升至19Q1的-0.23。

　　考虑到部分雇主并非通过就业服务机构发布岗位需求，并且就业服务机构求人倍率关于求职者的统计，不仅包括失业者，还包括在职人员。因此，实际上对于失业人员来说，岗位供求的紧张程度或许要好于数据所反映的情况。

　　2.贸易冲击影响有限，结构失衡服务占优

　　2.1总量压力态势可控，退休释放岗位充足

　　总量压力可控，目标完成不难。当前经济增长对于就业的承载力已然大幅上升，08年之前，我国每单位GDP增速吸纳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约在80-90万人左右，而18年这一数值已突破200万人，假设19年单位经济增长所带动的新增就业人数不变，那么，完成全年1100万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只需实际GDP增速达到5.3%，而如果按照我们预测的19年6.4%的经济增速，预计将带动城镇新增就业约1320万人，远超过设定目标。因此，从总量上来说，当前就业状况仍处于可控区间，失业率等指标也均在目标区间之内，全年就业目标的完成不难。

　　重点群体人数虽多，退休人员量级相当。每当涉及到解决新增就业的任务，逐渐庞大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就成为了绕不开的话题，而稳就业的核心也正是在于大学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事实上，重点就业群体每年需要解决就业的人数虽多，但一方面，农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其规模增速已经明显放缓，增量大不如前；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新增离退休人员数量每年也在增长。因此，仅从总量上来看，此消彼长之下，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压力并不突出。

　　以17年为例，当年大学本专科及研究生毕业人数约为800万人，而新增农民工人数不足200万人，两者合计约980万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的数据，17年新增离退休人员约为922万人，考虑到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部分并不直接就业，根据麦可思的就业蓝皮书，本科毕业生“受雇工作”的比例约为74%，因此，离退休人员所空出的岗位，在数量上完全能够补足大学毕业生和新增农民工的就业需求。

　　2.2就业结构失衡，服务业相对较优

　　就业结构明显失衡，农业人口还待转移。总量上来看，我国就业岗位的供需大体匹配，完成全年的就业任务也并不困难。但在较长的时间里，我国就业的确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结构失衡问题，表现为农业就业人口相对过剩，以及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相对不足。从各部门就业人口占比与增加值占比的比值来看，我国农业部门高达3.4，远超过美国、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和我们的亚洲邻居日本、韩国等，而在工业和服务业上，我国该比值分别只有0.72、0.85，发达国家则普遍在1.0左右。这意味着，我们的农业人口还有待于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转移。

　　服务业就业占比上升，就业状况较为稳定。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就业人员结构也正遵循着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从农业部门向其它部门转移。农业部门就业人员比重由00年的50%下降至18年的26%，而同期第二产业部门就业占比从23%升至28%，部门更是从28%升至46%，服务业就业的占比稳步上升。而在制造业就业压力不断显现的背景之下，服务业就业的表现则相对稳定，19年以来制造业PMI从业人员指标持续下行，而服务业PMI从业人员指标虽冲高回落，但6月仍录得47.9%，高过18年底的水平。

　　服务业岗位供需格局好于制造业。从岗位供需情况来看，服务业也要远好于制造业等工业行业。根据智联招聘所统计的CIER指数，19Q1排名前十位的行业（该指数越高，反映岗位供给相对于求职需求越充裕）大都是中介服务、教育、金融和互联网等服务相关行业，这些行业招聘岗位与求职人数之比都要在2：1以上，而排名后十位的行业则多数是像计算机硬件、石油化工、造纸印刷、航天等制造类行业，这些行业每个求职者对应的招聘岗位最多仅约0.6个，竞争尤为激烈。

　　2.3贸易冲击加剧失衡，实际影响较为有限

　　就业的结构性失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那么，为何当前这一时期就业压力上升特别明显呢？其根本原因在于，贸易冲击以及工业经济减速加剧了就业的失衡程度。

　　汽车、贸易拖累就业。无论是从PMI从业人员指标，还是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业人数增速的变动上来看，均指向两类行业短期对就业的拖累最大：一是汽车制造业，19年上半年，行业PMI从业人员指标较13年-18年的同期均值，下滑超过6个百分点，而其19年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业人员同比增速，较18年底下滑近5个百分点，跌幅居于工业行业首位；二是中美贸易相关行业，比如电气机械、金属制品和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等行业，虽然部分行业出口交货值占营收比重仅在中等水平，但由于在美国加征关税的2500亿清单中占比不低，所以在就业上受到的影响也比较明显。

　　乘用车零售销量回升，长期仍有发展空间。虽然目前汽车行业最为拖累就业，但我们认为，对其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乐观。短期来看，受益于前期低基数以及减税政策落地生效等因素，汽车消费已经逐渐企稳回升，5月限额以上汽车零售增速转正，6月前三周乘联会乘用车零售增速也已回升转正；长期来看，我国汽车行业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的邻居日本，其人口和国土面积均不到我国的1/10，而目前每年汽车的内销量高达500万辆，相比之下，我国每年仅2400万辆左右的销量，还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随着汽车需求的逐渐释放，行业的就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贸易摩擦影响有限，不足就业总人口的0.2%。整体来看，贸易摩擦对于就业的影响多大？我们不妨先做以静态测算。今年5月，美方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因此在情形一中，我们测算的是今年2000亿美元出口美国产品税率提高，对19年就业情况的现实影响，根据我们的测算，关税上调拖累年内就业规模120.9万人左右，仅占就业人口比重约0.16%，影响较为有限。在情形二和情形三中，我们分别测算了已经实施的2500亿美元出口产品加征25%关税对于我国就业的总影响，以及极端情况下，全部对美出口产品加征25%关税对于我国就业的拖累。结果表明，即便是在全部对美出口产品均加征关税的极端假设下，拖累我国就业的规模，也未达到就业总人口的0.8%。

　　美国出口拉动就业最弱，实际影响可能更小。而事实上，出口美国对于我国国内就业的带动效应最弱，根据商务部数据库的统计，17年我国出口美国每百万美元产品，平均带动就业仅39.2人，只高过韩国水平，而低于其它主要贸易伙伴。因此，在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情况下，如果部分对美出口能够转移到欧盟、日本或者东盟等其它贸易伙伴，那么实际上，贸易摩擦对于我国就业的拖累会更小。

　　短期贸易摩擦缓和，产业影响值得关注。G20大阪峰会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方面表示不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贸易短期休战有助于就业状况的缓和。但仍需注意的是，由于前期加征关税已经对我国出口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对于国内高科技行业的压制或将长期存在，由此对相关产业就业带来的影响值得重视。

　　各行业单位出口额变动对于本行业就业的影响，商务部在《2017年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中已做过详细的测算。那么，如果出口面临全面冲击，比如像本文表2中情形三所示的极端情况（即美国对中国全部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各行业的就业又将如何呢？

　　计算机设备首当其冲，纺服、化工居于前列。假定全国出口额的单位变动对于各行业出口的影响，与各行业出口占比大体相当。那么，根据各行业出口交货值所占比重以及商务部数据库，我们就可以简要估算，我国每单位出口变动对于各行业就业的冲击。从结果上来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所受影响最大，全国出口金额每下滑一百万美元，约减少该行业就业人数近12人，而像、化工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等行业，在我国出口总量变动对行业就业的影响中，也都居于前列。

　　3.稳就业重在结构，促转型还靠服务

　　3.1结构矛盾主导，需求刺激无效

　　对本轮稳就业政策的理解，根本上需要把握就业问题的性质，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压力更多地来自于周期性失业还是结构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压力主导，经济转型必经之路。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从总量上来看，当前就业状况仍处于可控区间，完成全年目标的压力不大，并且，服务业行业的就业相对稳定，还远达不到萧条期全面失业的程度；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升、服务行业的发展是必经之路，因此，部分失去的就业岗位很难，也不应该再回来了，比如、有色等前期去产能的行业，再比如在贸易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型的一些行业。但从这些行业分流的从业人员，受到年龄和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快速地融入到蓬勃发展的高科技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中，造成了当前就业压力的上升。

　　需求刺激无效，坚持供给改革。既然认清当前就业的根本矛盾在于结构，那么就意味着，需求刺激对于当前就业问题的解决或许并无帮助，也不应该成为稳就业的政策内涵。我们并不希望通过需求刺激的方式，把过去经历去产能阵痛的岗位再“请回来”，而是要坚持供给改革，真正地转向高质量发展，向产业链的高端进军。就业人口的结构必然要随着产业结构转变，而不是构成产业发展的阻碍和制约

　　就业结构引起重视，政策强调教育培训。就业的结构性问题也确实得到了政府的重视，近期政策文件中多次提及通过加强教育培训等方式来稳定和促进就业，其目的即在于缓解结构性的就业矛盾。如18年底国务院在《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积极实施培训来促进就业稳定”，特别地，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进一步强调“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

　　3.2服务业吸纳就业，国资改革破局

　　既然原有就业岗位随着经济转型过程逐渐消失，那么，由谁来吸纳这部分就业人口呢？

　　服务业吸纳就业，国资改革破局。从行业上来看，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服务业理应成为转型期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但由于我国服务行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垄断和管制等原因，限制了民营经济的进入。整体上来看，民营企业不仅在经营效率上要高于国有企业，而且吸纳就业的能力也很突出，主席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到，我国的民营经济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因此，要解决我国就业结构的失衡问题，有必要大力发展服务行业，而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开市场准入，使民营和国有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近期国资授权体制改革落实分类监管、国资有进有退，有望为此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