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非认知能力”培养应成为家庭教育重心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规划研究中心课题组 课题组成员：杨娟、赵心慧

　　编者按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今年2月，教育部最新颁布的2019年工作要点中，将强化家庭教育作为重点问题列出，并表明要启动家庭教育立法研究。近日，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印发《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修订）》的通知，新增了“家庭教育是家长和儿童共同成长的过程”等家庭教育核心理念。在社会各界热切关注此话题的背景下，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组成“北京市义务教育发展状况调查”课题组，针对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在内的40所学校，共计5638名小学四年级学生，采用分层等比整群抽样、深度访谈、焦点讨论等方式，探讨家庭教育对于子女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其中，调查样本重点关注了流动人口的子女，因此非京籍样本占比59.3%，农业户口占比45.32%，均略高于北京实际情况。

　　在这个任何职业都需要考证或者培训的年代，只有家长这一“职位”可以直接“无证上岗”。作为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在培养孩子成才的道路上，家长应该怎么做？家庭环境的各种因素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子女的发展？如何才能正确引导中国家长更好地教育子女？这些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1.家庭教育现状愈发引起关注

　　调研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家庭教育现状如下：

　　父亲与子女的沟通力度小于母亲。数据显示，母亲最为关注的是子女的学校生活，61.49%的学生选择了“母亲经常与我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46.41%学生认为“父亲偶尔与我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相比之下，父亲反而更加关注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40.66%的学生认为“父亲经常与我讨论我的心事或烦恼”，比重高于父亲经常与孩子谈论“学校发生的事情”“与同学的关系”或“与老师的关系”，但是仍低于55.03%的学生报告“母亲经常与我讨论我的心事或烦恼”。此外，88.2%的学生认为“我和妈妈的关系非常亲近”，72%的学生认为“我和爸爸的关系非常亲近”。由此可见，家长与子女的日常交流中不仅关注了他们在学校的表现，还包括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然而与母亲相比，父亲与小学生的沟通力度仍显不足。

　　亲子关系与日常交流状况 注：“关系”指的是“与父母的关系非常亲近”；沟通1指的是“经常与我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沟通2指的是“经常与我讨论和同学的关系”；沟通3指的是“经常与我讨论和老师的关系”；沟通4指的是“经常与我讨论心事或烦恼”。

　　家长偏重“学业表现”，轻视“文化生活”。调查发现，父母对于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学业表现尤为重视。仅有18.28%的学生报告“上个星期，父母没有检查我的作业”；20.21%的学生表示“上个星期，父母没有指导我的功课”。然而在文化生活方面，26.47%的学生表示“上个月从未和父母一起参观过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25.88%的学生报告“上个月从未和父母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由此可见，大部分家长每周都参与了对子女学业的督导，而一些家长并不重视带孩子一起参与文化活动。在教育竞争愈加激烈的今天，41.9%的小学生主动表示“希望父母更能关注我的学习情况”。

　　流动人口家庭的亲子沟通较少。与非流动学生相比，流动学生接受到的家庭教育存在亲子沟通较少、亲子关系一般、父母参与较少的问题。流动人口大多是为了打工挣钱从老家来到新城市生活，在谋生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如果受限于自身教育程度无法为孩子提供学业指导，可以将目光转向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提高亲子日常沟通的频率。与之类似，非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相比存在较低的家庭教育质量。在二孩时代，父母应当密切关注每个孩子的情绪变化，感知他们的需求并及时做出回应。

　　高学历父母检查作业的频次不高。如果以父母教育水平作为社会阶层的划分依据，数据显示，社会阶层越高的父母陪伴子女高频率参加文化活动的比重越大。例如，父母双方受教育程度最大为“大学及以上”的学生中有16.69%的人表示“上个月与父母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的频率为每周两次以上”，相比之下父母双方受教育程度最大为“小学”的学生中只有8.65%的人报告此选项。而且社会阶层越高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越亲近。例如，母亲受教育年限为19年的学生中有92.57%的人选择了“我和妈妈的关系非常亲近”；70.40%的人表示“母亲经常与我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62.42%的人认为“母亲经常与我讨论我的心事或烦恼”。

　　调研中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对于子女学业督导的频率并不是最大：父母受教育年限最大值为19年的学生中有46.80%的人报告“父母几乎每天检查我的作业”，39.97%的人表示“父母几乎每天指导我的功课”；相比之下，父母受教育年限最大值为12年的学生中对应的比重分别为56.71%和47.41%。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仅为高中的家长比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家长更看重对于子女的学业督导。

　　2.“有效陪伴”利于孩子的学业发展

　　不同的家庭环境为子女成长提供不同的教育土壤，从而培育出各具特色、性格鲜明的孩子。那么，亲子关系、父母督导等诸多与家庭环境相关的因素又会对子女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调研组在长期研究中发现：

　　父母与子女的日常交流至关重要。亲子沟通越频繁、亲子关系越好的“高回应”教养方式对于子女的学业成绩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在调查中发现，“父母经常与我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对提高子女成绩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其次，“父母与我的关系越亲近”“父母经常与我讨论我的心事或烦恼”等因素也会促进学业成绩的提高。对此，父母应当采用“高回应”的教养方式使其子女获得良好的学业发展。

　　家长关注子女学业成绩的同时还应关注其行为习惯的发展。调查结果表明“与父母的关系亲近”对于阻止孩子的“打架”行为最为重要，而且还能够减少其“逃课、迟到和早退”“骂人、说脏话”“抄袭作业、考试作弊”等不良行为。“父母经常与我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能够减少子女“欺负弱小同学”的现象。“父母经常与我讨论我的心事或烦恼”可以有效防止孩子“骂人、说脏话”的不良现象。此外，“父母每周检查作业的频率”越高越能抑制子女“抄袭作业、考试作弊”现象的发生。从个体层面而言，优秀的家庭教育有助于当代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树立自主学习的意识，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从长期来看，“家风”还能带动“国风”的提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水平，形成高尚的道德修养，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

　　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教育状况 （单位：%） 注：“6年”“9年”等分别指父母双方受教育年限的最大值为6年、9年。

　　家长参与过多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子女学业成绩的提高。具体而言，“父母每周指导功课的频率”越高对子女语文成绩的阻碍程度最大；而“父母每周检查作业的频率”越高对于学生语文、数学、英语成绩都产生了较为消极的影响。这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相符，一些家长为了每天陪着子女写作业、上补习班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即便在父母已经没有个人时间的情况下孩子的成绩还是难见成效。然而有的家长几乎从不插手子女的功课，孩子的学习成绩却依然很好。这看似走向了教育的悖论，难道那些在子女身上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家长有错吗？

　　毋庸置疑，父母参与和投入对于子女的学业发展以及行为习惯都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孩子的成长过程不能缺少家长陪伴。然而，“陪伴”和“有效陪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陪伴”的时间长短甚至“陪伴”本身都不能用来衡量父母的爱。其一，陪伴是付出心力的有质量的陪同，而不是简单地与孩子“待在一块”却毫无言语交流和心灵共鸣。父母应意识到亲子互动的重要性并及时响应子女的需求。其二，陪伴并不代表父母过多地参与到子女的学业中。正如我们的研究结果所显示，家长过度干预和管理孩子的学习，如检查作业、指导功课的频率很高，反而不利于其学业成绩的提高。相比之下，调研组认为父母应当积极投入到自身建设中，通过实现自我成就，如事业更成功、社会声望更高可为孩子创造更多的机会，树立起榜样的作用。

　　3.“非认知能力”搭建家庭教育和子女发展的桥梁

　　为什么“高回应”型的父母更有利于学生学业成绩的发展？过度插手子女学习的家长究竟存在哪些教育误区？其影响机制是什么？调研组发现，近年来新兴的“非认知能力”概念连接了家庭教育与子女发展的关系，在家庭环境对于子女发展的影响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非认知能力——不容忽视的“软实力”

　　众所周知的认知能力一般被人们界定为智商（IQ），与之对应的非认知能力指的是在学校中取得优秀成绩的基本态度、行为和策略，这一能力对于个体的学习成绩、受教育程度等学业表现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家庭资本、学校环境、教师教育等传统的外部因素以及运用智商或学术测试来衡量的认知能力相比，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非认知能力对于学业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被广泛接受的非认知能力主要有“大五”人格、自我效能感、控制点、动机等。自我效能感是指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习目标和任务的一种自我判定。能力和努力是互补的，当一个人对自己能力不确定时，努力的程度就会下降。学习效能感高的学生充满信心，将难题视作挑战，能够主动调整自己的不良情绪。此外，控制点分为内部控制点和外部控制点。内控型是指个体认为事件的发生取决于其自身能力和行动的程度。外控型的个体认为事件的发生取决于运气、机遇或命运等个人以外的因素。当个体感知自身的控制程度较高时，会更加努力，付诸行动，设置更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更易于成功。

　　基于“北京市义务教育发展状况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些孩子生来就很幸运”“不要花费太多时间去努力，因为事情永远不会证明是管用的”等外控型儿童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其次，具备“我能带领伙伴们一起活动”等人际交往能力、“我遵守集体活动的规则”等学校适应力对于提高各科学业成绩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具备“我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整体来看，我对自己是满意的”等自我效能可以显著提高数学成绩和英语成绩。具备“我能带领伙伴们一起活动”等领导力能够显著促进学生数学成绩的提高。具备“在学校里，一有机会我就和同学一起做事情”“我能与其他同学分享物品”等合作力有助于学生英语成绩的提升。

　　调研组指出，这些非认知能力对于行为习惯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调查中发现，具备自控力的学生存在不良行为习惯的可能性更低。具备自我效能的学生“骂人、说脏话”“打架”“抄袭作业、考试作弊”的可能性更低。具备领导力的学生基本不会发生“逃课、迟到和早退”“骂人、说脏话”“打架”等现象。

　　非认知能力的培养是家庭教育影响子女发展的主要路径

　　调研组根据数据分析发现：良好的亲子沟通及关系有利于培养子女的非认知能力，使其在学业中拥有较强的自控力、自信心和适应力等，而这些能力的增加又将作用于学业成绩的提高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高回应”的家长通过培养子女这一能力从而促进了他们的个人发展。亲子沟通和亲子关系对于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越亲近”“父母与子女经常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有助于提高子女的自控点、人际交往能力和自我效能感。

　　另一方面，检查作业或指导功课会使得子女难以养成独立思考与主动学习的习惯，不利于培养子女通过自我努力、反思完成一件事情的能力，也不会提高子女通过自己克服问题、解决困难获得成功的自我效能感的提高。

　　此外，研究发现儿童时期获得的非认知能力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不仅可以通过后期培养来提升，还能够促进青少年时期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成年时期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与认知能力相比，父母投入成本来发展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将更加有效，既可以促进子女学业成绩的提高，长期中还有利于他们的职业选择以及获取更高的收入。

　　4.家庭教育应以“非认知能力”的培养为核心

　　非认知能力作为家庭教育促进子女发展的重要机制，应借助社会、学校、教师和家庭的力量共同培养，使学生不仅能取得学业成绩的进步，还包括因非认知能力的提升而带来的其他有益影响。对此，调研组认为应借助多方力量配合家长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改进教育投资策略，共同促进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与其报名多个课外补习班，不如培养一项兴趣特长。具体建议如下：

　　——家长需进一步优化家庭教育投资策略。家长需要结合孩子的性格特点以及自身意愿对其进行兴趣定位，在广泛的兴趣特长中，例如阅读写作、声乐乐器、体育活动等，至少选择一项来长期培养，通过此种方式提高子女的意志力、自信心、创造力等诸多非认知能力，让孩子学会坚持，感受到成长与荣誉，提高自我效能感。

　　——家长课堂需重视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当前亟须让父母学习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的相关知识。非认知能力形成存在敏感期和关键期，一个时期能力的形成可以增加下一时期能力的获取。父母应合理而有效地分配时间和资源投资子女该能力的培养，提高子女自控意识，即成功来自自身的努力与行动。

　　——学校应配备专业的兴趣规划导师。如果一些家长并不明确究竟哪种兴趣爱好最适合自己的孩子，就容易引发盲目从众的心理，连续为子女报名多个兴趣班，反而产生拔苗助长的消极影响。因此，建议对中小学学生进行科学的兴趣测评，科学地挖掘青少年自身优势，提高孩子们对自我能力的认知和探索。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12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