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呼吁“不能把城里人下乡看成洪水猛兽”的,在7月16日于成都出席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加快大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是发掘增长潜能的首选项。
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长期研究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分析。他在会上指出,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会逐步调整到5%到6%的区间,甚者5%左右。
新动能从何处寻?刘世锦认为,“首选项”在于加快大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既要鼓励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兜底”,相应地把土地“解放”出来,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可以更好地解决农民农村的稳定问题。
刘世锦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规则改一下,不该限制的,不要限制”。
“位置特殊”乡村或就地城镇化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要有高效率增长。从空间上来看,就需要提高经济活动,提高人口密度和频度。
“密度反映的是人口的聚集程度,频度反映的是人口流动和重组的程度。”刘世锦指出,人口密度和频度的提高为改进效率创造了条件,由此也加速了大都市圈发展。
他特别提到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用十年左右时间,将中等收入群体从现在的4亿人增长到8~9亿人,达到人口总量60%以上,以调动中国新增长潜能。
这部分新增中等收入群体会到什么地方去?“大部分也是到这些大都市圈。”刘世锦认为,未来的、创新驱动至少有70%会出现在大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范围内。
“大都市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影响范围也将从城市走入农村。
在刘世锦看来,“乡村振兴”不是说所有乡村都应该、也都能够振兴,但一定会有一批乡村能够振兴起来。“处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最有条件和可能率先实现振兴。”他强调说,“位置非常重要。”
从空间上看,就是处于大都市圈核心城市50公里、100公里或适当范围之内的乡村,很有可能在原来基础上发展出一批小城镇或小城市,并通过现代化交通信息系统联结,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
他在受访时进一步指出,现在的城镇化一部分要通过现有农民进入城市来实现,另外一部分,“可能是相当大,就是具有城镇化潜力的大都市圈之内的乡村地区,本身可以成为城镇,就是所谓的就地城镇化”。
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兜底”
当前,无论是“农民进城”还是“城里人下乡”,都还面临不少难题。用刘世锦的话说,既有体制上的阻力,也有观念说法上的阻力。
他进一步指出,以往我们把土地当作农民的最后一块“阵地”,城市待不下去了可以回到农村,但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年轻的农民工从出生就在城市,再回去根本不可能。
如何打破这一局面?刘世锦认为,可以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办法来解决对农民的兜底问题,相应地把土地“解放”出来,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也可以更好地解决农民农村的稳定问题。
而打破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后,刘世锦强调,不能把城里人下乡看成“洪水猛兽”,而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应有之意。他还向记者表示,下一步城镇化,既要鼓励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基于此,政府要做好三件事——界定和保护产权,开放进行自由交易的权利以及提供公共服务。
“到底是愿意下乡,还是愿意进城,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刘世锦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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